一、计划“七七”纪念
台儿庄的空头胜利，我们虽然闹了一次扩大宣传周，并没有把敌人骇退。敌人照着它的预定计划进攻徐州，五月十九日终竟把这个陇海线上的重镇攻陷了。敌人最初的计划，据传是将采取大迂回的包围战略，沿陇海路西进，再夺平汉线南段以拊大武汉之背。但这一战略，由于六月十一日的黄河决堤，使豫东成为泽国，也就化为了泡影。
那次黄河的堤岸在开封西北五庄、京水镇、许家堤等同时溃决，我们对外的宣传是说由于敌人的狂炸，但其实是我们前线将领奉令掘发的。这是我们的传统兵法——“水淹六军”。但敌人被淹没的非常有限，而我们民间的生命财产倒遭受了无可想象的牺牲。敌人的迂回战略受了挫折，却采取了正面进攻的战术，以五路大兵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直接攻取武汉，于是使苟安一时的当局也不得不发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呼声。
这时须得我们做做工作的机会又算到来了。
是在六月十二日安庆失守以后的事。在一次宣传会报上，讨论到了纪念“七七”周年的问题。
这宣传会报是自三厅成立以来的一个经常的聚会，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中央社、卫戍司令部、军令部、政治部，三厅的重要人员参加，以后又加上了三青团。每礼拜定期举行一次，交换情报，决定工作方针，颁发每周宣传大纲，而一切工作大抵是由三厅总其成。
这一次讨论到了“七七”纪念，照例又推定了我来拟具计划。计划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纪念方法，另一部分是《抗战年鉴》的编纂方针。前一部分是我拟的，主要是规定“七七”为抗战纪念日，通令全国普遍开会纪念，举行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正午十二时全国默哀三分钟，颁发告人民书，告前线将士书，告国际书，进行征募寒衣、药品、献金等计划。扩大慰劳运动，慰劳前线，慰劳后方，慰劳伤兵，慰劳征属等等。后一部分主要是周公拟的，规模很宏大，由**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门提供该部门所属材料，限期完成。（这一部分后来未能圆满实现，因各机关多不负责，只由三厅编辑了《抗战一年》以为替代，由我们经手编到了三年为止。）我把两部分计划合并起来，当晚便提交给陈诚。那时陈诚、周公、黄琪翔和我，都住在珞珈山的武大教授宿舍里面，我们要算是比邻，消息是比较灵通的。“最高”有时候也住在这儿的官舍里。那个计划，大约陈诚当晚便提交了上去，第二天我们在部里见面的时候，他便把原计划递交了给我，上面有着批示：“全部照计划进行。”因为我写计划书时，用的是洋纸印的原稿纸，因此在第二部分的编纂计划上还有一个眉批：“以后印书一律使用土纸。”这或许是对于我使用洋纸原稿纸的警告吧？
就这样，计划得到批准，工作也就无可延宕，而且顺理成章地落到三厅的肩头上来了。
二、特别召见
关于“七七”周年纪念的筹备，我们采取的依然是“办而不包”的办法，把官方的党政军各机关和民间团体都邀请了来。但这一次的陈诚，惩于前一次扩大宣传周的过火，却不肯多出钱。前一次他慷慨地批拨了一万，这次却只肯出三千（这数目我记不清楚，恐怕比这还要少）。假如不够，要我们叫其他的机关和团体凑集，这事情自然是很难办的。
正在筹备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侍从室的电话，说：委员长召见，要我立刻就去。
这一特殊方式的召见使我诧异了。平常的“召见”大抵是在两三天前由交际处来一通知，通知时日，届时前往应召。那样的时候，人数大抵多，你必须在侧室里等候，挨到轮次，再被点呼入内。
为什么要单独召见我呢？我实在诧惊得很：是不是他得到什么情报，认为我闹出了岔子呢？
我赶到了湖北省**，立即被引进了客厅，使我出乎意外的，召见我的人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了。
他起来，握了手，和我寒暄了一下，要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开始说话了。
“你所拟的，唵，关于‘七七’纪念的办法，我看是，很周到，唵，很周到。近来是不是已经开始筹备？”
我把筹备已经开始的情形报告了他。
“辞修给了你多少钱？”
陈诚那时又兼任着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为了布置防御工事，已经到阳新的长官司令部去了。
我又照实数告诉了他。
“哦，那太少了，那太少了！唵，你看，唵，要多少钱才够用？”
“这很难说的，钱多多办，钱少少办，实在说不出一个标准来。”我这样回答了。
“不妨盛大一点啦，前一次台儿庄的时候，你们用了多少钱？”
“那时辞修给的是一万。”
“那么这样吧。”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准备要在签条上写，“一万五千块钱，可够吧？唵？”
“假如连《年鉴》的印刷费也加进去，那恐怕就不够。”
“不，《年鉴》到出版时再说。”他已经在签条上写着了：“发第三厅特别费一万五千元正，军需处长周。”又接着说，“这样可以够了，唵？大概可以够了，唵？”
我拿着签条，要准备走了。他又留着了我：“啊，还有一件事。唵，那三种文告，哎，就是告人民、告前敌将士、告国际，请你们给我拟好，唵？拟好之后，送来我看。你以后随时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要钱用，随时告诉我啦，唵？”
我每逢被召见一次，总想很快地便能离开，愈快愈好。但这次要起草文告，却不能不请求他作些指示了。他也指示了一些意见，终于让我离开了。
三、“奉旨出朝”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
鄙人面奉御旨，办理“七七”周年纪念——有人早就这样替我宣传出去了——应该是威风八面的事，可不是吗？
威风确是不小，而且是使地不动而山不摇了。
谁能说不灵验呢？往常总是争这争那的二厅、一厅，这一次可不争了。往常总是碍手碍脚的四大秘书，这一次可不碍了。
有了特别费，政治部以外的党政军各机关，已经认定的款项都豁免了。担任了工作的，还可以到筹备处领取工作费。因此一般的工作态度也就似乎更加皈依佛法了。
尤其有趣的是陈诚的态度。
他在“七七”前几天从阳新赶回来了。有几个大场面是须得他来参加的，他为什么不赶回来呢？
政治部认捐的三千元，起初也是豁免了的，但他却自动地叫总务厅拿了出来。他还对我说：尽可能地盛大地做吧，特别费不够，政治部还可以再拿钱。
在五号傍晚，记不清是开了什么会之后了，在辉煌的电灯光下，陈诚和我，还有其他的人，在汉口的一座临着花园的走廊上闲谈。黄琪翔和吴国桢是在座的，这我记得清楚。
话头自然谈到了纪念会的各种布置，大家都热情地期待着，认为情况一定会热烈非常。
我说到献金台的布置上来。武汉三镇一共设五座固定的献金台，汉口三座，武昌、汉阳各一座。每一座都请一位要人的夫人（这可不知道是出于谁的提议）做台主，吴国桢和黄琪翔的夫人都是答应参加的。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置放在卡车上，汉口两座，武昌一座。
我把这些情形一说出了之后，出乎意外地是陈诚大反其对。他说：“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会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你台上来献，没有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但‘献金’一项是原来的计划啦。”我抗辩着。
“我是说你‘献金台’的计划不行，‘献金’是行的，我们找有钱的人来摊派，那是行的，但你要大家自动地来献，谁肯来呢？你们一定会大失败。”
“我也不敢说一定就会成功，不过也不妨试它一试。”
“不行的，”陈诚很坚决，“成绩太坏，才叫难看啦。有很多外国新闻记者在这里，这是国际观瞻所系，我看是很成问题的。”
经陈诚这一谈，大家都像风信旗一样，倒在他那一边去了。特别“国际观瞻”几个字，似乎发生了很大的魔力。
“怎么办呢？”陈诚问着我，有点替我焦急的样子，“好不好把这一项目取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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