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不行！”我也坚决地回答着，“是由筹备会经过大家决议所举办的，而且在报上宣传了好几天，没有理由来临时取消。我虽然不敢说一定会大成功，但我敢于相信不至于就会大失败。一般人民的抗战热情是很高的，积少成多也必然可观的啦。但我们所着眼的，倒还不在钱的多寡，而是在那热情的高度。”
陈诚看见我也顽固，却缓和下来了，他又考虑到了别的补救办法。他显得慷慨地这样说：“那么这样办吧，由政治部献金一万，作为全体同人们的捐廉。”一面说着，他一面关照黄琪翔。
同时吴国桢也受着怂恿，他答应向三业俱乐部（是妓院业、戏园业、茶酒馆业）征募三万元。
这样便已经有了四万元的底子，陈诚和大家可安了一些心，认为面子可不至于太不好看了。
是的，应该感谢他们的帮忙，但这帮忙的动机是什么呢？谁能说不是因为我是“奉旨出朝”的吗？
四、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是七月六号开始的，接连举行了三天。每天在武汉三镇分别举行盛大的集会，晚来更有火炬游行，热烈的情绪不亚于庆祝台儿庄胜利的时候。
详细的情形，我现在已经不能记忆了，但有几件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
三镇虽然同时分别举行大会，汉口的会场事实上是处在领导的地位，这里的规模自然最为宏大。
开幕的一天，在汉口方面我们请了张一麟老先生来做主席致开会辞。读者或许会感觉着诧异吧：怎么在这样的纪念大会上突然请出了张仲老来呢？
张一麟做过袁世凯的秘书长，但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便和他决裂了。抗战发生，这位老先生很积极，曾经倡议组织“老子军”，以图杀敌致果。最值得令人惊异的，他还是推行新文字很热心的一个人！以年逾古稀的一位老翰林而赞成新文字，已经就不容易，而且推行得很热心，这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吗？
因此，我对于这位老人是怀着敬意的。在淞沪战役中，我曾往苏州去访问过他，而且在文字上也称赞过他，虽然被当时少数“左”得可爱的人匿名写过文章来咒我，说我“瞎捧土豪劣绅”。
还有一件大事，是国民参政会也在同一天开幕。张一麟是参政员之一，以最年长的耆宿关系，已推定由他在参政会上致辞。因此，我便想把这个“民意机关”和我们所主办的“七七”纪念大会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意识之下，我们便请张仲老来主持汉口的会场。而请陈诚去主持武昌方面的会场。
那天是晴天，为了避免空袭，大会定在八时开会。张仲老准时到了会场。但毕竟时间太早，集会的规模太大，而且是群众性的集合，不免有点拖延，没有可能准时开会。这可使张仲老着急了，因为参政会那边是八点半钟开会，他非赶去不可。
矮小的张仲老把他的童颜愈见涨红起来，星眼愈见睁圆起来，鹤发似乎有要直竖的形势，向着我抗议：“你们这可不行！我，我还得赶到那边去致辞啦！”
我向他道歉，也安慰着他，说：“顶多会迟到一二十分钟，我相信会来得及的，那边未必就能够准时开会。”
“中国人办事就是这样马虎了！”
我受着严词谴责，但我心里却愈见尊敬着他。真的，我们实在是太马虎，假如像这样的老先生更多得几位，中国不会更好一点吗？
但还好，迟了不上一刻钟，竟在**而热烈的情况下宣布开会了。
张仲老的致辞很简单，他以充分的热诚鼓励了大家，提高了大家的希望。他认为“七七”是中国人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还要光荣。他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让中国人永远竖起一条脊梁。
张仲老把话说完之后，便匆忙地走了。他是否赶上了参政会那边的开幕，我没有过问。
但我敢于相信，那边也一定没有准时开会的。
谁能够说中国的官僚办事能够比民众团体更遵守时刻？
五、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在当时是为一般人所相当重视的，张仲老的那样认真，也就是绝好的证明了。
但其实那只是一套戏法，而且是照例的那一套，在今天是谁也不能否认了。
参政会的前身是所谓国防参议会，那是在“八一三”之后（八月底）在南京成立的。那时，邀请了各党各派的领袖人物参加，起初是十五人，后来添到二十几人。每周开会一二次，听听报告，备备咨询，既无组织条例，更无办事细则，事实上只是一种官办的座谈会而已。那时中央的代表虽被邀请了，但始终不曾出席。
现在这个细胞又扩大起来了，由二十几人扩大成为二百人，名称也由国防参议会一变而为国民参政会，不仅有了组织条例，而且还有党议的根据。
三四月间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得到了四项决议：（一）设立总裁，（二）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三）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四）筹设国民参政会。这不就是法统的根据吗？在《抗战建国纲领》上，也明明白白地有着这样一条：“组织国民参政会，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想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这就更俨然是一个民意机关了。
《组织条例》是四月十二日颁布的，到了六月二十一日又经过修改，据那头一条的规定也是说；“国民**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虽然是“**特设”的，而且只限于“抗战期间”但总之是为了“集思广益”、“团结力量”呀！单是这些好听的辞令，已尽可以使不少的人陶醉了。
但它的实质是怎样呢？二百名参政员中有四分之三是国民党员，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仅占四分之一。最有趣的是国民党虽然把各党各派的领袖差不多全部邀请了，而却不承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合法存在；所以各党各派的领袖们虽然“参”了“政”，但是在国民党的眼里也只是无党无派的“信望久著”或“著有信望”的“知名之士”而已。（在那时所谓“社会贤达”一个名词还没有产生。）
国民党反动派的三一主义——所谓“一个主义，一个**，一个领袖”，就跟三期梅毒上了脑的一样，始终是无法炮制的。《抗战建国纲领》里面虽然也来过另一套辞令，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其实也不过是换了一套衣裳而已。朕即国家，朕即民族，故朕即至上，此“一个领袖”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故军令必须统一，政令必须统一，此“一个**”也。意志集中于我国民党，力量集中于我国民党，一切集中于我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此“一个主义”也。
要说这三一主义是一种狂想，那么国民参政会正是这一狂想向客观的投影之一。
然而它依然是有作用的。作用是什么呢？与其说它是适应了民主的要求，而出于无可奈何的搪塞，毋宁是有对敌宣传的奥妙。
敌人是最怕中国内部团结的，团结的确是一种武器。敌人进攻上海并威胁南京的时候，那“一个领袖”把这个武器小小地虚晃了一下，那便是国防参议会。敌人现在正五路进兵，进攻武汉了，于是又把这个武器大大地虚晃了一下。意思是很明白的，是想把敌人骇住，不要来！
说穿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只是纪念“七七”的杂耍中的一个节目而已。
六、献金狂潮
但请看看老百姓的意气吧！
使陈诚最担心而为他所最反对的献金台，在纪念的各种节目中，却收到了破天荒的最大的成功。这真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的武汉三镇。献金的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在作比赛，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的一句话，简直是狂了。
拿日期来说，原来只规定三天，但到第三天晚上献金的人依然川流不息。足足又延长了两天。
拿献金的数目来说，五天的结果，现金和物品的折价，超过了法币一百万元——这在当时不用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
拿献金的种类来说，有法币，有外币，有银元，有铜元，有各种各样的物品：金手表、金手镯、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银盾、银杯、银盘、银首饰、大刀、草鞋、布鞋、西装、中装、药品、食品……凡是可以搬动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应有尽有。
拿献金的人来说，人数总得在一百万以上。而人的种类，是什么都有。擦皮鞋的小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馆……是主要人物，甚至于连叫花子也有。这些人，而且是极热心的义务宣传员，跳上献金台，放开嗓子便宣传，回到自己的岗位也在不断地宣传。他们自己不仅献一次两次，甚至献十次二十次，时时都在献，天天都在献。那一百多万元的数目主要就是靠着这些贫穷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积起来的！有钱的人自然也有，且看那金手镯、白金戒指等便是证明，但为数断不会有贫穷人多，所捐献的总和恐怕也赶不上。那几天当中，有好多义务宣传员是吼破了自己的嗓子呀！有好多动人的插话不断地发生着，不断地传播着呀！
新闻界是尽了宣传的能事的。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可惜这些资料，我在目前不能得到，我不能写出些更具体的事实来，使未身当其境的朋友们也同样感泣一下。
总之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我敢于这样说：那几座献金台，作为民意机关的价值，实在是远远超出乎那个二百名参政员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之上！
关于献金账目的报告，我们曾经有一本专书发表，是冯乃超负责编辑的。因为人数众多，数目零碎，不仅在编辑上费了很大的工夫，就在印刷上也费了很大的工夫。翻来覆去只是那些姓氏和数字，不知添铸了多少的铅字呀！但这书，我认为是最可宝贵的纪录，这是真真实实的人民的行状，其中浸润着多少爱国者的宝贵的心血呀！
这书可惜我目前手里也没有。谁有这本书的，我希望不要轻视了它，不要以为只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零碎账目而任意把它扔掉。我希望把它当成一部大有神圣意味的圣经贤传看待——不，这样还说得太菲薄了。认真说，假如今天谁还保存着这本书，我倒要奉劝他，把它当成国宝，子子孙孙永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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