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歧亭去
大武汉的保卫战有时确实烈烈轰轰过一阵，但敌人志在必得，而当局却志在保全实力，早迟必然要撤守是已经成了定局的。特别在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镇要塞失陷之后，长江门户差不多等于洞开，大武汉委实是动摇起来了。**机关、民间工商业，在业经部分撤退之后，又在开始再撤退了。
拿我们政治部来说吧。在十月初头又把秘书处、一二两厅全部、总务厅的更大部分，撤往衡山。总务厅只留下少数办交通和必要事务的人，副部长周恩来和秘书长贺衷寒只留下自己的随从秘书。我们三厅的人则由范扬和范寿康又率领了三分之一，撤退到长沙。就这样武汉三镇便差不多整个成为了一座空城了。
政治部的疏散虽然偏向着南边，但我们对于北战场也并没有完全冷落。在这儿倒有一件说来令人惭愧的记忆。
北战场的五战区是由好些文化人的组织散布在那儿的，我们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和第六队被派遣到那儿去了。此外有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剧队两队，一队是金山、王莹所领导，另一队是万籁天所领导。还有臧克家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团。有了这些组织的散布，长官司令部的进步分子便有人计划着，在司令部下边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有意思要胡愈之去领导。
这消息对于我们当然很愉快：我们趁这个机会又可以把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安置在北战场了。
因此在十月八日那一天，愈之便约了好些朋友一同往歧亭去访问李宗仁。那时五战区的司令部已经移到歧亭了。
下午五时顷两部汽车同时出发。我们的一部坐着愈之、乃超、立群和我，另外一部便坐着胡绳、钱俊瑞、沈兹九、陈北鸥。这另一部的朋友们主要就是未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了。我和乃超、立群是陪着去观光而同时打气的。乃超特别细心，还从我们三厅的日文铅字中检了一套出来拿去做礼品，这不用说是以备做对敌宣传的工具了。
车子出发后不久，我们的一部便抛了锚。修好了，再跑，但又抛了锚。
那天是中秋，月亮倒满好。我们站在路边望月，等着车子的修理，但车子却老是修理不好，而且使司机绝望了。据他说：根本没有办法。
在路上我们也拦过好些过路的车子，但都不肯搭载我们。另一部车子又已经老早跑往前头去了。乃超和愈之两人便决定去碰运气，在附近去找寻车子的修理站。我在心里想：这不等于是海底捞月吗？弄得不好，便只好走路回去了。然而奇怪，隔了一个多钟头的光景，乃超他们坐着一部工程车转来了。海底公然捞到了月！
乃超告诉我：我们去东碰西碰，碰了好几处钉子，结果找到了这位同志（他指着开工程车的人），找到了他的临时修理站。这位同志说他认识愈之，非常热心地愿意帮忙，便自行把这工程车开来了。工程车是有起重机的，我们几个人便都坐在那起重机的周围，让我们的小车子被拉着，又继续前进。
这真是再愉快也没有的事，在绝望当中竟又生出了希望。
二、坐冷板凳
工程车把我们拉到了司令长官的指挥所，那位很殷勤的青年又拖着我们的小车子去修理去了。他同时告诉我们，他顺便要去通知招待所里的人，帮忙打听我们另一部车子的下落。这样殷勤而负责的人是很少见的，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乃超和立群也都忘记了。
我们在指挥所门前，向站岗的通了姓名并说明了来意，要求见司令长官。站岗的叫我们在门外的凳上坐着，他进里面去替我们通报了一回。我们坐着老是等，等了一个多钟头，里面却没有消息。我们又请站岗的再去通知，他转来告诉我们说：副官处说的，司令长官睡了，不能惊扰他，要等到清早才可以引见。
这样坐冷板凳怕只好一直坐到天亮了。
又是乃超自告奋勇，他要去找寻招待所，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
乃超去了，又有一个钟头光景，有一部卡车开来了。据说是招待所开来接我们的。我们满以为是乃超去接洽来的，被接到一座农家院子去睡了个半夜。但到第二天清早看见乃超的时候，才知道昨晚的车子并不是他去接洽的，接洽者毫无疑问又是那位修理站的青年了。乃超告诉我们：他在晚间过于冒昧，胡乱去闯，闯上了好几处哨兵。问口令，答不出。有好几次刺刀刺到自己的胸膛。但幸好他是广东人，说出广东话来，那些广西兵便没有刁难他。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钱俊瑞、陈北鸥他们。再开车子来接我们时，知道我们已经被接走了。
又经过这一番周折，愈是感谢那位修理站的青年。然而我真不应该，我把他的姓名完全忘记了。
我们到五战区来，须得再说一遍，是为了司令长官的李宗仁要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而且打算聘胡愈之为主任委员的。这一个使我们兴奋得夤夜赶上前线的好消息，等天一亮，让我们探听一下现实情形的时候，使我们自己感觉着有点惭愧了。原来那位司令长官并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他的部下有一二人在这样拟议。更有一二位买空卖空者，便把我们动员了起来，是要我们到前线来学毛遂自荐的。这简直是笑话了！但是我们能怪谁呢？
司令长官第二天中午时分和我们见面了，还陪着我们吃了一顿中饭。我们没有学自荐的毛遂，对方也没有提到文化委员会的事，不，反而在气色和口吻之间有点奇怪，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突然又到了前方。
我们真是在白昼做梦！但这，又能怪得谁呢？买空卖空的人自然有，但谁叫你相信？谁叫你对于一位本质是法西斯的李宗仁轻易发生幻想？
特别是我自己，我在今天思前想后，实在是感觉着惭愧。我是太无先见之明，而太不以前事为师了。
怎么说太无先见之明呢？散布在五战区的各种文化人的组织，后来不久便先后被迫解散或转移，如像臧克家、姚雪垠那样的人都不能够待下去了。那样的法西斯二等头目能够望他们重视文化吗？
怎么说太不以前事为师？北伐时，当革命初被出卖的时候，我在安庆曾劝说过这位二等头目声讨出卖革命者蒋介石，他装醉，马虎过去了。到后来清党的时候，他清得比任何人还要彻底。这些往事我怎么那样的健忘？
人真是容易发生幻想的动物，而幻想更偏爱这个二等头目，大约貌似忠厚，便是他的唯一可取之处吧？我希望今天还在发生幻想的人们早一点像我一样自感惭愧。
三、两件珍品
在这儿想补叙一件事。我们在干对敌宣传，印了无数的日本文宣传品，而且当武汉要撤守时，我们还把一套日文铅字亲自送到五战区来做了礼品，那么这些日文铅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抗战胜利后党老爷们是大大地发过劫收财的，但其实在抗战开始时便已经有人发过了。汉口是有日本租界的，抗战发生，日本人撤走，剩下的房廊财物自然便被劫收了。
不过劫收的人是手高眼低，有好些很可宝贵的东西，他们却没有要。就因为这样，我们到武汉虽然很迟，而日本人的《汉口每日新闻》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却是原封未动。日本领事馆的档案和图书，也是原封未动的。我得到这个消息还是在三厅未开锣之前，便向陈诚建议，才由总务厅去把这些东西接收保管了起来；三厅开锣之后便移交给我们了。就这样，一套完整的印刷机和日文铅字，便成为我们的对敌宣传的武器了。
比这更值得夸耀的，认真说，倒是那些日文的排字工友们。他们在艰难的日子中保存了机器，保存了铅字，而且还参加了对敌工作。有几位更跟着我们撤退，经过长沙、衡山而到桂林，在桂林还工作了一段时期才分了手的。这热诚，难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在总务厅未去接收之前，工友们是自己吃自己的。在总务厅去接收了之后，照顾得也很不周到。有一位工头主要也就为了生活艰难，受了国际宣传处的买贿，把铅字的铜模盗卖了。这到后来很妨害了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的铅字减少而用淤了时，屡向国宣处借用铜模，总借不到。党老爷们的德政是一言难尽的。
顺便让我提到那从日本领事馆接收过来的档案吧。那在别种意义上是很可宝贵的资料。门类多，方面广，很多是日本的情报员由各地所送来的消息。其中也有些相当高级的情报员，例如现任青岛市市长某（这人的姓名我现在怎么也想不出，倒无心故意替他隐讳）是日本帝国大学出身，曾在日本人经营的南浔铁路上服务，他就不断地打了不少的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我曾经抄录了来送给陈诚，要他向当局人提醒，对于这样的人应加以注意。
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这其实有什么稀奇呢？那时候汪精卫在做国民党的副总裁，周佛海在长宣传部，陈公博、曾仲鸣等一切低调俱乐部的人都还健在。那些不都是日本的高等情报员吗？就是“最高”的周围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人？在抗战期间，他的一举一动敌人无不了如指掌。那不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吗？事实上这也就是所谓“曲线救国”了。我在当年实在是无知，但到后来也渐渐地懂得一些了。我要当局加以注意的那位市长某，的确是特蒙惠眷，后来便逐渐飞黄腾达了起来。由一位不知名的铁路管理员一跃而成为中美合作的生产局副局长、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未能到任）、青岛市市长。这位情报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同美国发生了不解缘，或许还应该感谢我做了他的情报吧？反动派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人，能向日本人打情报，正是证明他能“曲线救国”而又有外援。这不就是做大官的两项大政治资本吗？
的确，我近来时在这样想：汪公精卫可惜死得太早了。假如他还活在今天，美国人一定要让他东山再起的，他的商品价值难道还比不上罗哈斯、李承晚，“乡下姑娘”李宗仁之流？请想想看，“和平”调的卖唱，本来要算此公是开山的啦！
四、文艺活动
在武汉时期文艺界是一团和气，可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四蕴皆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不分党派，不分新旧，把所有拿笔杆的人都团结了起来。作为会的机关杂志有《抗战文艺》（月刊），由罗荪、蓬子、适夷、以群、乃超诸人主编。此外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半月刊），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文坛在表面上还不算寂寞。但是，实际呢？
战争的刺激性在初期实在太强烈，大家都被兴奋着，沉不着气。报告文学盛行一时，小说和多幕剧绝了迹，诗歌在做着浮泛的叫嚣。但等抗战的形势持久化，而且虚伪化，大家便都又有点泄气了。这时期正给予作家们一个深切的反省机会。为了抗战，为了胜利，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而在动员和组织民众上，文艺也正好是犀利的武器。然而怎么样使这认识化为实践呢？
Copyright 2021宝石小说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