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何平[1]对谈
因为说得太多，我发现我几乎变得无知。我是说，对于《风声》，对于编辑又一次相似的请求，我几乎完全确定自己的空洞。我不记得《风声》已经再版多少次，应该是两位数的次数了；每一次再版，编辑总是巧舌如簧，说服我添砖加瓦。一次次，我其实早已被榨干掏空，但拒绝依然不奏效。我要会拒绝，就不会被掏空——早已!生性软弱，拒绝是学不会的，如色盲学不会颜色一样。我认命，一次次空手招架。终于，这一次空的手也举不起来。我张口结舌，窘迫如一条上岸的鱼，只会大口喘气。是天无绝人之路吗？我突然灵机一动，干吗不找个人对话？对话嘛，被人牵着鼻子走，总是容易得多。于是搬救兵，找何平；他读我多，想必牵得到我鼻子。我们先在电话上聊了一通，然后他出题，我答卷，考试一样的。如是反复，话赶话，居然收不住——我觉得他不但牵着我鼻子，也在我敏感部位抽鞭子，激得我窍门大开，沉渣泛起。
这个对话之长，不容我再多说一句，打住。
生活“废”了，家才活了
何平：我们先从《风声》的外围开始聊吧？
麦家：好，《风声》确实也有些“花絮”可以聊。
何平：我记得，《风声》是二〇〇七年以《暗算》第二部之名，在《人民文学》第十期发表的，而《暗算》则发表于二〇〇三年的《钟山》，中间隔了四 年多的时间。这仅仅是因为二〇〇六年电视剧《暗算》的“影响”，还是两者之间存在更隐秘的联系？
麦家：确实存在“隐秘”，但不是《暗算》影响了《风声》，恰好相反，是《风声》影响了《暗算》。《风声》的源头早在一九九八年，那时无人关注我，你也不可能关注到。
何平：一九九八年？那一年我好像才开始写文学批评。你把源头推到那么以前，一下空出差不多十年时间，让我十分好奇。
麦家：我是一九九七年从部队转业到成都电视台的，在电视剧部当编剧，不坐班，也没活干。我在电视台干了十一年，就干了三两件活，加起来花不了半年时间。这十一年我无聊到底，倒也逼我当了个家。
家是被“废”的一种人，火热地生活，每天被人要、被人管是当不了家的。生活废了，空了，家才活了，蹒跚地上路了。所以，我经常说是成都电视台“培养”我当了家，领着不菲的薪资，每天在家写，写不出来说明你就不是这块料。
何平：你写出来了，确证你是这块料。
麦家：我以为我是有写东西的天赋的，这种天赋主要体现在摸得到方向、忍得住煎熬，可以用一个晚上想一句话。我一九八六年尝试写，写之前没看过几本，但读了大量的诗。有一天我决定写，没有故事，只有一些情绪就开始写了，像跟人吵架，毫无章法。弄了小半年，弄出一个两万字的东西，居然发表了。甚至，后来还以此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门，说明它确实有些名堂。然后，到一九九八年底，我在电视台已经就职一年多，却只开过会，没开过工。一天我部门的头有点要考我的意思，安排我写一个迎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电视剧。我不知道怎么写，临时找了个《美国丽人》的电影剧本，我先把样式搞懂了，然后开始想故事。当时我正在看王央乐老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集，里面有一篇《交叉小径的花园》，现在都把它译成《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一个间谍，讲的是欧战时期一个德国间谍，在被英国间谍追杀的情况下如何把一个情报传给上司。不论《美国丽人》还是《交叉小径的花园》，离我的剧本都差着千万里，但我就拄着这两根“拐杖”跌跌撞撞上路了，最后写出两集电视剧《地下的天空》。领导看了很喜欢，就组班子拍了。拍到一半，央视一个管剧的领导回成都探亲，住在宾馆里，闲着无事看了我的剧本，问谁写的，说这么好的剧本完全可以拍电影。但电影他管不着，不了了之，可电视剧他是老大，他说了算，便大笔一挥，拨给我们台五十万，差不多把我们投资全付了，买了。这也替我在台里买了名声和地位，让我可以名正言顺窝在家里写了。由此才熬出了《解密》和《暗算》，包括《风声》，这都是我在电视台时写的。
何平：我看到做你研究的人常勾连起你和博尔赫斯的关系，没想到你的电视剧背后还荡着博尔赫斯的“幽灵”。这或许可以找到你的影视剧与众不同的密钥。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聊聊。
麦家：无需下次，现在就可以聊。你知道，《暗算》是一部“抽屉”，由五个独立的故事串的：一个“听风者”，两个“看风者”，两个“捕风者”。二〇〇三年七月份出版，当月一家影视公司捷足先登，把两个“捕风者”的故事买了。第二家公司想做一个“三部曲”的系列，问我手上还有没有“捕风者”的故事。我就想起《地下的天空》。对方看了也喜欢，但问题也出来了，这东西怪怪的，一半，一半剧本，不好找编剧，有署名麻烦。就这样，我索性揽下活，昏天黑地了大半年，弄了一个三十集的《暗算》电视剧本，其中“捕风者”的十集是从两集《地下的天空》长出来的。从两集到十集，不可能只是“注水”：一头猪是无论如何“注”不成一头象的。就是说，在扩写过程中，我加入了大量新东西。电视剧播出后，火了!不仅剧目火了，连带这个题材都火了，谍战剧的剧种应运而生。现在我经常被称为“谍战之父”，其实我是不要这玩意的，它遮蔽了我太多的光辉。但平心而论，当今迭代风起的谍战剧正是《暗算》刮起的，严格说是其中的“捕风者”刮起的。“捕风者”是个十分正统的谍战故事，好学易仿，一下子像癌细胞一样地派生，灭都灭不掉。相比之下，“听风者”和“看风者”专业性强，一般人攀不上的。
话说回去，二〇〇五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收获》的王彪约我写一个正面抗战的东西，时间十分紧，我就投机取巧，把十集“捕风者”剧本改成一部中篇，发了。在改写过程中，这个故事被《圣经》的故事照亮，依稀照出《风声》的影子了。我家族里有信基督的遗风，我虽不是基督徒，但确实经常看《圣经》，对《圣经》的故事是了解的。《圣经》的“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记述的是一个人，即耶稣的生平故事。四福音书各自为营，有同有异，既冲突又补漏，给了我创作《风声》的灵感。《风声》是“一事三说”：共产党说，国民党说，作者说。所以，要论一事多说的源头，不在《罗生门》，在《圣经》。
啰嗦这么多，我大致把《风声》的写作经过交代出来了。
何平：这些盘根错节的写作秘道，你不说没人能看清楚。这也提醒包括我在内的所谓专业读者，对一个作家个人写作史，或者说写作逻辑的复原和再现，不能单单依赖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刊物等这些表面信息。作家的写作，从获得灵感到最后瓜熟蒂落是个相当漫长的生长过程。同时我发现，《风声》的写作过程其实很像《解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同一个故事。你好像很享受这种近乎游戏的快乐。
麦家：我喜欢对一个故事颠三倒四地写。我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值得我们去写，但知道一个好故事值得我们反复写。好都是改出来的，我迷信这个。《风声》也是这样改出来的，它从最早的《地下的天空》出发，挨了一刀又一刀，除了心脏，其他都换完了。这个过程一点不游戏，而是充满挑战。
恐惧是我写作的神秘力量
何平：再说《风声》的发表吧，好像争了一个第一。据我所知，《人民文学》以前不发长篇的，你当时怎么会把它投给一个不发表长篇的杂志？
麦家：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李敬泽，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写作，一般我有新作都会请他把把关，提意见。没想到他很喜欢，直接发稿了，成了《人民文学》创刊后第一部完整刊发的长篇。责任编辑是徐则臣，现在是副主编了，他为此还写过一篇文章，谈《风声》“破纪录”的发稿过程。
何平：《风声》发表和出版后，你即获得当年华语文学传媒年度家。授奖词可以随手在网上查到：“麦家的是叙事的迷宫，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他的写作既是在求证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一种英雄哲学。他凭借丰盛的想象、坚固的逻辑，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塑造、表现了一个人如何在信念的重压下，在内心的旷野里为自己的命运和职责有所行动、承担甚至牺牲。他出版于二○○七年度的长篇《风声》，以从容的写作耐心，强大的叙事说服力，为这个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加冕，以书写雄浑的人生对抗精神的溃败，以关注他人的痛苦扩展经验的边界，以确信反对虚无，以智慧校正人心，并以提问和怀疑的方式，为繁复的谜底获得最终解答布下了绵密的注脚。麦家独树一帜的写作，为恢复的写作难度和专业精神、理解灵魂不可思议的力量敞开了广阔的空间。”
这个授奖词应该出自评论家谢有顺之手。对一个家而言，“为恢复的写作难度和专业精神、理解灵魂不可思议的力量敞开了广阔的空间”是很高的褒奖。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对《风声》的评价，也是对《风声》之前的《解密》和《暗算》的追认。后来《暗算》也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从评奖制度上看，华语文学传媒奖和茅盾文学奖并不相同，前者一定意义上是独立的、民间的，后者则是“国家”意义上的。先后获得这两个奖，再加上读者的广泛认可，有这样成就的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麦家：这应该问你啊，作家管写，你们评论家管评，奖也是你们管的。虽然有种说法，优秀的作家都善于阐释自己的作品，但我更亲近另一种说法：一个作家的优秀与否在于他写下了什么作品，而不在于他的阐释水平。打个蹩脚的比方，曹雪芹从没有阐释过自己的作品，福克纳也不大有。还是你来吧，这是你的特权和专长，我相信你在抛问的同时心里自有答案，把答案也抛出来吧。
何平：谈不上答案，只是一些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你的里蕴含着中国当代作家很少写却又无法忽视的典型中国革命经验和记忆。事实也是这样，一直到现在，“地下工作”“谍战”仍然是中国人革命记忆和想象中最幽暗不明的部分，而“特务”更是过去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当代作家对这么大的一块经验却很少关注，你应该是最先关注的。当你把经验的触角伸展到这样的隐秘世界，如果把你的也看作推理悬疑，你的写作其实提出了一些悬疑的核心问题：悬疑究竟是我们生活不可抵达的遥远的异邦，还是我们生活若即若离的周遭？悬疑的恐怖、不安、残酷、凶险究竟是生活的意外，还是我们生活的日常？悬疑究竟是智力游戏还是心灵探险？等等。
你擅长拿捏读者的心窍，设置世界的明与暗，然后摇身一变作为一个自由出没于明暗世界的亲历者出场，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说了出来，获得了对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权力，而且是世界之“暗”最可靠的作“传”人。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那些被照亮的部分，真的就那样可靠吗？
麦家：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害怕黑暗、残暴的人性，又渴求去揭露。你说我是“黑暗的传人”，陈晓明也曾有相似的解读。英国一个专业书评人，包括我的翻译和编辑，都有这种指认。甚至，《暗算》的英文书名也被译为InTheDark，翻译回来应该是“在黑暗中”。我很怪的，一个乡村野孩子，却从小就怕黑，做的梦都是黑夜里的事。我没有梦见过白天，而且少年时代经常做同一个梦，一只黑色的大鸟，像老鹰又不像老鹰的一只大鸟，翅膀张开来有一座房子屋顶的大；无数次，它从浩瀚的天外飞来，羽毛都是黑色的，在黑暗中黑得发亮，像闪电一样刺眼。然后我一只眼睛，右眼，十一岁那年，一夜醒来瞎了，经过长达半年的中西医治疗，也只恢复到0.3的视力。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确实在我身上发生了：梦中的一道黑光把我一只眼刺残了。
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也许是想说：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对黑暗的恐惧，对怪物的恐惧。其实人是最可怕的怪物，我一直相信，那只大鸟是人变的。这种恐惧是我写作的神秘力量。
何平：有意思，你把“黑暗传”理解成写黑暗的“传人”。两个“传”，字同音不同。“传人”记录下来的文字成为“传”。“传人”，既要写出经验到的黑暗、恐惧、孤单、未知等极端个人化的感受和反思，又要让这些经验、感受和反思得以“流传”。从“流传”之“传”的意义上，当代作家很少像你这样做到极致。但是，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流传”之“传”看成很俗气，非文学的。这可能是很多作家的一个误区。
麦家：可能首先是你们评论家的误区，你们把作家往“象牙塔”里赶，把讲故事、重“流传”看作俗气，贬为“非文学”。看轻故事是中国当今的一种时髦，有“曲高和寡”的得意。其实，故事绝对是的上层建筑，故事才是“曲”，没有故事的“曲”，不过是小调而已。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一直受“文学”的奚落，连发表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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