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请翻阅《史记·赵世家》吧。那儿在邯郸解围后的次年，也就是秦昭王五十一年，明明纪录着：“五月，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这在《六国表》，于魏书在安釐王二十一年，言：“韩、魏、楚救赵新中，秦兵罢。”于韩与楚，各书“救赵新中”。可见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正是赵主谋，而韩、魏、楚为同盟，而且是承继着邯郸解围的胜利余势而来的。信梁，据张守节的《正义》，是秦将王龁的号。在这一次，王龁又是打了败仗的。
这件史实既有证据，那么《初见秦篇》的绝对年代便更可以推定了。据《秦本纪》，昭王五十年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足知邯郸解围在秦昭王五十年十二月。而本篇的作者即是在这时之后，并在王龁再败于新中之前进说的，可见《初见秦》的绝对年代便是在秦昭王五十一年的头三四个月里面。
就这样把本篇的绝对年代限定了，于是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断定：蔡泽说也不能成立。
怎样说呢？请看《史记·蔡泽列传》吧。蔡泽本是燕人。曾经游历赵国，被逐。后入韩、魏，在路上又遭到抢劫，砂锅土罐都被人抢去了。继后“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于秦，应侯内惭，蔡泽乃西入秦”。考《范雎传》，郑安平降赵在秦昭王五十年，“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则在昭王五十二年。蔡泽既在“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之后入秦，可见他的入秦年代是在王稽伏诛之后，即不得早过昭王五十二年。这和《初见秦》的绝对年代不合，故尔作者为蔡泽或其徒之说便不能成立。
三
蔡泽或其徒之说既不能成立，本篇的作者是不是还有可以推想的余地呢？
我认为是有。
先且把我所想定的人说出来吧，那便是后来为秦庄襄王和秦王政的丞相的吕不韦。
吕不韦初入秦的年代本有两说，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前。秦王政即位时年十三，逆数上去，当生于昭王四十八年的正月。不韦入秦为子楚（即后来的庄襄王）运动王位继承权的事是叙述在秦王政诞生之前的。那么吕不韦的初入秦便是在昭王四十八年以前了。
据《战国策》则在秦昭王死后，孝文王在位的时代。按照情势上讲来，《战国策》是错了的。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而死，孝文王即位仅一年而又去世，如除掉服丧期（据《秦本纪》仅一年），则在位仅仅“三日”。在这样短促的期间而且又有丧事，吕不韦在这时才开始活动是有点不近情理的。
吕不韦初人秦之年应该以《史记·本传》为正，但《本传》把这件事叙在秦王政出世之前，即吕不韦初人秦当在秦昭王四十八年之前，与《初见秦篇》作于昭王五十一年初头的考定不合。那么我怎么能说这《初见秦篇》的作者是吕不韦呢？要解答这个疑难是可以不费事的。《初见秦篇》的文字本身里面并没有“初见秦”的字样，题为“初见秦”只是纂辑《韩非子》的人任意安上的名目而已。当然文中也说“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这如标题为“初见秦王”是说得过去的，但并不能解释为作者的初次入秦。再者文中已自称“臣”，说出“为人臣不忠当死”的话，可见说者已经是秦的属吏，故所以又说“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完全是内秦而外中夏的口气，而且把秦已经称为“吾”了。这更足以证明作者决不会是初次入秦的说客了。
那么我们更应该探讨，吕不韦在秦昭王五十年与五十一年之间，是不是有过入秦的事实呢？有的。《吕不韦列传》恰恰叙述着有这么一件事：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龁）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据此可以知道在邯郸围城的时候，子楚是丢下了自己的妻子，同着吕不韦逃走了。“脱亡赴秦军”究竟是在五十年的哪一月虽不得而知，但他们“遂以得归”，应该是在邯郸撤围，秦兵退却的时候，即是当年的十二月。再加上途中的时日，那么子楚与吕不韦的回秦便约略在五十一年的初头了。这与上面所考定的《初见秦篇》的绝对年代恰好相合。因此我敢于推定《初见秦篇》的作者应该就是吕不韦。
说为吕不韦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没有呢？我感觉着丝毫也没有。
第一，吕不韦早就在做子楚的“傅”的，他早就是秦的属吏，故尔他尽可以称臣而效忠，内秦而外六国，以秦国为自己的国家。
第二，他在五十一年的入秦虽不是初次，但他的得见昭王可以是初次，甚至是一直没有机会得见到昭王。而在四十八年前初次入秦时，他仅仅是以珠宝商人的资格从事秘密活动的，那时是更没有资格得见昭王的了。
第三，吕不韦是由邯郸的重围中脱出，由赵归秦的，赵的现状和军事活动在他当然明了，这和《初见秦篇》作者的条件也恰恰相应。作者由于熟悉赵国，而且秦、赵当时正纠缠不清，故尔一开口便是“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把主动者的赵竟至“心照不宣”了。
第四，怎样“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文中虽然没有说及，但说到“战者万乘之存亡也”，又说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可见作者并不反战，而却主张戒慎，与《吕氏春秋》里面所表现的思想颇相符合。（参考《十批判书》中《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第五，战国时的政治主张本有三种作风，即是王道、霸道、强道。商鞅初见秦孝公的时候，先说以王道霸道，不合，后说以“强国之术”，始见信用（《史记·商君列传》）。《荀子》也说：“王夺之（其）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王制》）“强”是纯粹的侵略政策，用现代的情形来比附，有点象法西斯主义。《初见秦篇》屡言“王霸”，而隐隐反对“强”的主张，这种思想的色彩也和《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没有什么抵触。
准上，我感觉着：
一、《初见秦篇》的著作权实在是应该划归吕不韦，假使改收在《吕氏春秋》里面作为附录，倒是更合适的。
二、题目不应该标为“初见秦”，应该改为“吕不韦说秦王”，或者还他个无题也可以。
三、《战国策》是冠以“张仪说秦王曰”，这可见《战国策》一书有汉代纂录者的主观见解的窜入。
四、误收入《韩非子》的原因，是因为吕不韦与韩非的时代衔接：《韩非子》第二篇的《存韩》，性质与《初见秦篇》相类，在秦博士官所职掌的官文书中大率是同归在一个档案里面的，后来纂录《韩非子》的人得到这项资料，没有细读内容，便糊里糊涂地弄成张冠李戴了。
五、因此《韩非子》一书中的各篇的著作权都应该从新审定。其中必然还有性质相同而被误收的东西。例如《解老》与《喻老》便又是一个例证。这两篇的作风和见解都不同，而且所据的《老子》的底本也有文字上的出入——如《喻老》引“咎莫憯于欲得”，《解老》“得”字作“利”；《喻老》引“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解老》“辍”字作“绝”。象这样，两篇也同样不会是出于一个人之手。我的看法，《喻老》是韩非的东西，《解老》是佚名氏的，理由此处从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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