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是谁倒霉谁摊上。无关乎对与错。如果运气好点儿，摊上了，尚还能活下来，运气不好，只要死才能摆脱。
一位居委大妈连赫鲁晓夫的名字都说不对，成为其间谍简直是天方夜谭。
“限你三天之内，找出五位证明人来证明你的清白。三天之内，找不出来，你就是彻头彻尾的间谍。”红卫兵说完，转身迈着正步离开。
一直围观噤若寒蝉的居民直到红卫兵地离开，都不敢开腔说话。那时说话，都是一种罪。
有一位小女孩子对爷爷说：“我想吃红鸭蛋。”还差点成了被红卫兵批斗的对象，孩子的爷爷跪地求饶了半天，头皮磕破了一个洞，流了一摊血，这事才算过去。
红卫兵走后，居委大妈，挨家挨户地敲门，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居委大妈不再要求他们口头的承诺证明，她起草写了一张申明书。申明她不是赫夫鲁的间谍，要求证明的人在纸上签上名字，按个手印来以此来证明。
红卫兵这一闹后，三条街的居民的态度来了180度的转变，敲门都不愿开，街上见了像躲瘟疫似地躲居委大妈。
能不躲吗？自己要是因为正义感，说了一句人话，说不定，也成了与居委大妈是一伙的，这样的罪谁担待得起。那时，想要保命，唯一的做法是不说话，不证明。自身难保，如何保人？
居委大妈挨家挨户，想从一百来户的居民中，寻得五个证人，比登天还难。她在三条街来来回回走了不下一百次，脚后跟磨起一个大大的泡，都没有一人愿意出来证明她是清白的，不是红卫兵口中的间谍。
我也被找到了，看着居委会大妈一脸憔悴和哀婉的表情，我很想在纸上面写上名字，但想归想，行动归行动。一想起菜市场批斗的场景，我的想法就像一条全身拔了毛的毛毛虫，吓得直退缩。
“我算看清楚了，平时呵护着你们，关键时候，你们个个只想自己。”居委大妈见连我也不愿在纸上签名，很是伤感地说。
三天后，那五位红卫兵又如期而来，居委大妈蹒跚地走在前头，所经过每一户家门，都是紧闭的，居委大妈也没有上前再去敲门。敲也没用。
“人民群众终于醒了，再也不受你吃里扒外的间谍蛊惑和欺压。”红卫兵们跟在居委大妈的身后，喋喋不休地说着。
居委大妈好不容易走完了三条大街，平时三条大街，总有人进进入入，那一天，这三条大街，静得比墓场还要静。连围观看热闹的人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这时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一位红卫兵从居委大妈的身后猛地跳到居委大妈的前头，站在我与居委大妈的中间，就他这一动作，已经把我吓得两脚直哆嗦。
“你说，居委大妈是不是间谍？”一位红卫兵怒瞪着双眼问我。
一听，我直哆嗦的双脚更加地抖了，牙齿不停地发擅，响起咯咯地摩擦声，我看了看居委大妈，居委大妈也抬起眼皮看了一眼，眼神虽然黯淡，但黯淡中还是折射出一丝难于掩饰的希望之光，但这样无比渴求的希望之光我都不给。
我半晌才憋出一句话，不知道。话说出后，我就后悔了，想改口，但没有改口的余地。几位红卫兵听了我的话后，早就嚷嚷开了，那还容得下我再说话。
“你就是间谍，看你还敢不敢狡辩？”红卫兵推搡着居委大妈，红后兵按年龄来算，顶多算是居很大妈的孙辈。但就是这群愣头青对一位心慈面善的大妈毫不客气地推搡，责骂，导致居委大妈离世。
“听到了，没有。”红卫兵冷笑着说。
居委大妈听到我从嘴里说出‘不知道’这三个字后，无神的眼睛里瞬间变成了灰白，跟死人的眼神一样。她的心肯定比刀割还痛。
看着居委大妈渐行渐远蹒跚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那种不是滋味比快到嘴边的蕃薯突然掉进鸡屎里还要难受！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无能，特没良心，特没有道德。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受过居委大妈的恩惠。
一天后，就传来居委会大妈在家喝水时被噎死的消息。听了这个消息后，我又莫名的发烧，烧了一个星期，嘴里经常说胡话，只要一闭眼就梦到居委大妈。
李希望听着真有人因喝水被水噎死的事，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他死死地盯着老者看，想从老者的表情中捕捉出他心中疑惑的答案。
这或许是居委大妈，不甘心，变成鬼来寻公道。
病好去上学，放学后，我再也不敢往菜市场跑了，我怕看到。但不是你怕看到，就不发生。人活在这世就是这样，越是害怕的东西，越是面对，那会儿即便闭上眼睛，但依然能听到有关死人的消息，那时的死人是最经常的事。
人的命比不上现在一只红蚂蚁的性命，你要是在红蚂蚁窝边把一只红蚂蚁给捻死，肯定有一群红蚂蚁出来咬你，除非你捻完后，立马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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