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可以说是谁倒霉谁摊上。无关乎对与错。如果运气好点儿,摊上了,尚还能活下来,运气不好,只要死才能摆脱。
“限你三天之内,找出五位证明人来证明你的清白。三天之内,找不出来,你就是彻头彻尾的蛀虫。”红卫兵说完,转身迈着正步离开。
一直围观噤若寒蝉的居民直到红卫兵地离开,都不敢开腔说话。那时说话,都是一种罪。
有一位小女孩子对爷爷说:“我想吃红鸭蛋。”还差点成了被红卫兵批斗的对象,孩子的爷爷跪地求饶了半天,头皮磕破了一个洞,流了一摊血,这事才算过去。
红卫兵走后,居委大妈,挨家挨户地敲门,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居委大妈不再要求他们口头的承诺证明,多了一个心眼,起草写了一张证明书。证明她不是红卫兵口中说的蛀虫,要求证明的人在纸上签上名字,按个手印来以此来证明。
红卫兵这一闹后,三条街的居民的态度来了180度的转变,敲门都不愿开,街上见了像躲瘟疫似地躲居委大妈。
能不躲吗?自己要是因为正义感,说了一句人话,说不定,也成了与居委大妈是一伙的,这样的罪谁担待得起。那时,想要保命,唯一的做法是不说话,不证明。自身难保,如何保人?
居委大妈挨家挨户,想从一百来户的居民中,寻得五个证人,比登天还难。她在三条街来来回回走了不下一百次,脚后跟磨起一个大大的泡,都没有一人愿意出来证明她是清白的。
我也被找到了,看着居委会大妈一脸憔悴和哀婉的表情,我很想在纸上面写上名字,但想归想,行动归行动。一想起菜市场批斗的场景,我的想法就像一条全身拔了毛的毛毛虫,吓得直退缩。
“我算看清楚了,平时呵护着你们,关键时候,你们个个只想自己。”居委大妈见连我也不愿在纸上签名,很是伤感地说。
三天后,五位红卫兵又如期而来,居委大妈蹒跚地走在前头,所经过每一户家门,都是紧闭的,居委大妈也没有上前再去敲门。敲也没用。
“人民群众终于醒了,再也不受你蛀虫蛊惑和欺压。”红卫兵们跟在居委大妈的身后,喋喋不休地说着。
居委大妈好不容易走完了三条大街,平时三条大街,总有人进进入入,那一天,这三条大街,静得比墓场还要静。连围观看热闹的人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这时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一位红卫兵从居委大妈的身后猛地跳到居委大妈的前头,站在我与居委大妈的中间,就他这一动作,已经把我吓得两脚直哆嗦。
“你说,居委大妈是不是间谍?”一位红卫兵怒瞪着双眼问我。
一听,我直哆嗦的双脚更加地抖了,牙齿不停地发颤,响起咯咯地摩擦声,我看了看居委大妈,居委大妈也抬起眼皮看了一眼,眼神虽然黯淡,但黯淡中还是折射出一丝难于掩饰的希望之光,但这样无比渴求的希望之光我都不给。
我半晌才憋出一句话,不知道。声音比蚊子还小,但红卫兵的耳灵呀。话说出后,我就后悔了,想改口,但没有改口的余地。几位红卫兵听了我的话后,早就嚷嚷开了,那还容得下我再说话。
“听到没有,连小孩都说是。”红卫兵推搡着居委大妈,厉声地喝道。红后兵按年龄来算,顶多算是居委大妈的孙辈。但就是这群愣头青对一位心慈面善的大妈毫不客气地推搡,责骂,导致居委大妈离世。
居委大妈听到我从嘴里说出‘不知道’这三个字后,无神的眼睛里瞬间变成了灰白,跟死人的眼神一样。她的心肯定比刀割还痛。
看着居委大妈渐行渐远蹒跚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那种不是滋味比快到嘴边的蕃薯突然掉进鸡屎里还要难受!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无能,特没良心,特没有道德。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受过居委大妈的恩惠。
要是我当时敢于说一句公道话,居委大妈也不会死。
第二天一早,就传来居委会大妈在家喝水时被噎死的消息。听了这个消息后,我又莫名的发烧,烧了一个星期,嘴里经常说胡话,只要一闭眼就梦到居委大妈。
李希望听着真有人因喝水被水噎死的事,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他死死地盯着老者看,想从老者的表情中捕捉出他心中疑惑的答案。
这或许是居委大妈,不甘心,变成鬼来寻公道。
病好去上学,放学后,我再也不敢往菜市场跑了,我怕看到。但不是你怕看到,就不发生。人活在这世上就是这样,越是害怕的东西,越是面对,那会儿即便闭上眼睛,但依然能听到有关死人的消息,那时的死人是最经常的事。
人的命比不上现在一只红蚂蚁的性命,你要是在红蚂蚁窝边把一只红蚂蚁给捻死,肯定有一群红蚂蚁出来咬你,除非你捻完后,立马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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