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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自己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在朝廷任职的官员，还常常作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执行祭祀任务。

各级地方主官代替了原来的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祈雨。古代的个人文集中，凡担任过地方主官的儒者，几乎都有与祈睛、祈雨、祭祀一方神灵有关的诗文。比如叶适，被认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叶适集》卷二十六，就有《祈睛文》、《祈雪文》、《祠山祷雨文》数篇。

祭祀的次数也有规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规定之外，每逢大事，还有随时祭祀，将自己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称“告”礼。封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时实行的最隆重的告礼。

在这些较为隆重的礼仪之外，还有平素进行的简易礼节。比如学宫祭孔，在春秋两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还有两次较小的祭祀。再次，则学生每日上学，也都要向孔圣行礼。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其实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祭品，也有种种规定，从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疏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礼仪中，有一项是“荐新”：“其四时新物初登，皆先荐寝庙而后食。二月献羔开冰，四月以尝麦，七月登谷，八月尝麻，九月尝稻，十二月尝鱼。”（《通典》卷四十九）汉惠帝时，叔孙通说，古人有春天尝果一说，于是将樱桃进献宗庙。从此以后，瓜果蔬菜也成为祭品。[24]儒教神职。

《周礼》中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文物的太常寺官职，都是儒教的神职。太常的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分别执掌音乐、祝祷、供奉、天文历法、卜筮、医疗。

三辰旗。

三辰旗是儒教的标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谓之三辰，画于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来儒教的标志。云“王画日月，象天明也”者，圣人与日月齐其明，故旌旗画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旗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则此大常之画日月者也。

宗教仪式。

周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对服制、道具、仪式、过程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冠礼是华夏礼仪制度之首，又称成人礼，是对汉人进行礼教的开始。周朝士大夫年及二十行冠礼，王公年及十五而冠。《礼记·冠义》曰：“已冠而志之，成人之道也”。

儒教教义。

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5]“先儒有言，礼之始也则自天子出，礼之终也则与民由之。与民由之然后礼达而分定，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则必有以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为主者，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观之，则圣人制为祭祀之礼者非但以致吾之诚、报神之德而已也，而实因之以设民之教，使咸安其分，尽其职以报乎上焉。”

除了礼教仪式以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

敬天思想。

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28]敬天除了要行天道，还要祭祀上天。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是儒教的教义之一。《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到西汉时董仲舒据《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因为上帝是仁德的神，帝谓五德之帝，上帝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谓大微五帝，应于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谓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义，火神礼，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

天命观。

儒教信奉“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尚书·仲虺之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现代人的儒教，敬天，更要人和，对天尊重，也应该对人性关怀。儒教的礼和人性观，是人性的根本，所以心莫若和。中国文明有和谐性，天命地利人和是辩证合一的。

合于天理。

宋代理学尊四书为孔门至精之文，是儒教“合于天理”的一种修行方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理学以《大学》为间架为纲领，以《论语》为根本，以《中庸》为“天人一理”“道统之传”，从大学到中庸即是“先致知而后诚意”。

“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天下之达道也，必从事於修道之教，然后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惧慎独，所以修道也”。理学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三达德”以及《孟子》的“诚”，推崇《论语》的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

概括而言就是“三纲八目”：三纲：1）明明德2）亲民3）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八目：1）格物2）致知3）诚意4）正心5）修身6）齐家7）治国8）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三达德：智、仁、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诚：《中庸》“三达德”的根本在于诚，“智仁勇是做底事，诚是行此三者都要实”，“中是道理之模样，诚是道理之实处，中即诚矣。”孟子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德行。

《孝经》：“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易传》：“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孟子：“持志养气”，“养浩然之气”。

《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周敦颐：“三希修炼”：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哲学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为“十伦”。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为“十义”。

生死观。

《尚书·泰誓中》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儒教坚信一个人若成就了绝对的善，那个人就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会再有死亡。

政事。

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天下即可“大同”。

儒教衰落。

自清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发动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确定为“国教”，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后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等人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直到民国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毛主席时代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又重新评价儒家思想，把孔子祭祀上升到一个大的范畴，几乎有国家祭祀的意思。

大众儒学。

大众儒学，是当代一种新的儒学研究派别，是新时期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儒学思想在当下社会的意义影响作出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

儒学中“仁”和“礼”的关系应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在破坏和谐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儒学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bookid=2871585,bookname=《灵噬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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