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协的第一步就是“驰山泽之禁”，甚至包括了铸钱的铁！
此令一出，连一向稳重的董昭也吓坏了。由于对方是皇帝，也不好太说什么，只是再帮他补充了一下祖宗成例之类的忠臣之言。
第二道令便是：仍旧设关卡，重点任务是迎接商人。
详细点就是隔十来里路就设一个商人驿站，人马的粮草都备齐但不用钱，但需要纳税。当今天下各州郡县都在招兵买马，收税都是15~20%不等，而刘协开出的税率竟然是二十税一，也就是5%，要知道当年西汉的税率也没这么低。
第三道令是：广招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医生，养马者，工匠，擅长耕作的农夫，但却唯独不招所谓“贤士”的士族。
这一点是所有的人认为最靠谱的一道政令。
总结起来就是：天下纷乱，河内处京畿之邻，思成富饶之土久矣。至今，重开山泽之禁，新布十里一停供车马以慰过往商旅之劳，买卖之利，二十税一。亦邀善工者，善养马者，善医者，善农者齐聚于此。吾均有尊官候之。
刘协没等众人多想，就去安排人马在天下发消息。张杨的消息情报做得很差，只能小小的开个头，首先，当时的一线城市如邺城、荆州都是首先要通知的，其次那些邻近的是主要扩散地。
时隔半月，都是零星的有半信半疑的人前来，都照政令优待。期间居然还有人谎称自己是商人骗吃骗喝的，刘协当时和董昭在聊天，董昭说这人该罚，以儆效尤。而刘协却截然相反的态度，觉得这个人该赏，虽然他是个骗子，但是他却是第一个敢以商人身份来一探究竟的人。
董昭只觉说不过他，毕竟大汉天下是你老刘家的，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所以后来给了那人一些盘缠，就算过了。刘协当时还得意地说：“公仁，咱们打个赌，这事之后，必有能人来助！输了，切罚三大碗酒！”
董昭吃惯了素，但却一反常态答应了。
没想到，最先有反应的居然是士族们，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先让下人们探探口风。确保消息准确无误后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庄园士族，他们多是靠自己的庄园坞堡自给自足，也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天然的小朝廷；一派是商人士族，他们多半是在当年恒灵二帝时候买了点官，靠着经营生意，维持财权以晋身上流社会。
庄园士族的态度是不合作，因为一旦合作，就丧失自主性。
商人士族的态度是求合作，因为利润诱人，且能寻求依附。
商人是很脆弱的群体，至少在古代是这样，他们一旦遇到战乱，只能在金戈铁马里求生存。军阀们杀人不眨眼，他们却得从活人里挣钱，而偌大的家业，难保不会被军阀觊觎。所以每逢战乱，商人都是将某个军阀重点投资，就像鲁肃投资周瑜，糜家投资刘备，都是与军阀结好甚至是依附的做法。
听到连骗子都可以圈到钱的消息，逐利的秉性让这群商人们立马对这人傻钱多的河内郡心驰神往。
最吸引他们的居然是“供车马以慰过往商旅之劳”这款，万万没想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开始认为商人不是良民，不能骑马乘车！！
这是从汉武帝以来的红果果对商人的职业歧视，而祖上买官的他们就是为了找回点尊严，所以这条成了让商人家族打了鸡血往这来的口号。
河内郡张杨虽然勇猛，但是天下知之者不多，没遭受多大的非议。事实上，东汉的抑商政策都是空喊口号，因为连光武帝自己都曾是粮贩。而且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谁还有空去骂远在天边的人？
于是刘协趁着这个空档大肆招揽商人来河内。首先来的是温县的司马氏，派了长子司马朗【字伯达】，当时为了躲董卓之祸，逃到黎阳的他眼见董卓已死，便回到族中。很快听到这个政令，年纪只有24岁（虚岁）的他出于好奇，向父亲和家族申请来到张杨这里一探究竟。
司马氏是河内世族，司马朗的祖父司马俊官至颍川太守，父司马防年轻时担任地方官员，历任洛阳令、京兆尹，年老之后转任为骑都尉，他对司马兄弟的管教相当严格，“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相处时态度很严肃。司马朗九岁时，有客人直接称呼其父的字，司马朗便对那人说：“轻慢他人的亲长，就等于是不尊敬自己的亲长。”那位客人因此而道歉。
由此可见司马氏的家教之严。在这么严格教育出身的司马朗自少年时便德行出众。十二年前，即光和五年，年仅十二岁（虚岁）的司马朗通过经文考试而成为童子郎，但是当时的监考官觉得司马朗身体高大强壮，怀疑他匿报年龄，便质问他。司马朗回答说：“我的家族中人世代以来的身材一向都很高大，我虽然年轻幼弱，却没有急功近利向上层攀援的习气，从而谎报年龄以求得在仕途上早有成就，这不是我的人生立志要做的事情。”监试官因此觉得司马朗品行才能果然异于常人。
他的聪明并不是“伤仲永”中的方仲永一样，成人后泯为众人。反而在四年前，即初平元年，董卓进入洛阳，地方州郡军队在关东一带起义，原冀州刺史李邵住在野王，为避战祸，想搬迁至温县，司马朗认为野王和温县其实唇亡齿寒，而且李邵背负郡国人民的期望却先行逃避，恐怕会造成沿山各县民心动摇及骚乱。但是李邵不听其言，果然造生当地民乱，温县亦遭到劫掠。
这件事连眭固这些大老粗都知道，可谓家喻户晓。然而这只是作为旁观者的言论，俗话说“关心则乱”，事情到自己身上时未必就有这番潇洒。而这司马朗却在之后的表现让刘协听了也刮目相看。
事情是这样的：董卓挟刘协西迁长安，当时司马防担任治书御史，应该一起西迁，而司马防因战乱四起，因此要长子司马朗带着家人返回家乡温县，但是有人告发司马朗想要逃亡，军队便抓住他去见董卓，董卓对司马朗说：“你和我已去世的儿子同岁，为何要背叛！”，司马朗回答说：“明公以高世之功德，在天下大乱中辅助天子，清除了宦官的秽乱，举荐了许多贤士，这的确是虚心深虑，即将成为复兴社稷的治世啊。但是随着威德的隆重，功业的著大，而兵灾战乱却日渐严重，地方州郡有如大鼎煮沸一般，连京城的近郊，人民都不能安家乐业，因此要抛弃住家田产，四处流亡躲窜。虽然已在四方关口设置禁令，以重刑加以杀戮处罚，也不能阻止逃亡的风潮，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回故乡的原因。希望明公仔有所借鉴，稍加反省深思，那么名声就可像日月一般的荣耀，伊尹和周公也不能相比了。”董卓听完很满意，也说：“我也有这种感悟，你说的很有道理。”
哄骗完董卓，就开始贿赂，回到温县，再去黎阳。只因为司马世族断定董卓多行不义必自毙，很快就会败亡。
现在，24岁的司马朗，带着一身青年的体魄、，像少年人一样的好奇、如中年人一样沉稳的气质、似老年人一样的洞察力，来到了野王。
一起来到野王的还有刚过四十的卫觊【字伯儒】。他们不会想到，这一次巧合让后世的史家将他们并称为“河内双伯”。
正是：才在山外称孤寡，又于河内遇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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