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报至京城,清廷深感惶恐;多次传诏新任巡抚江中源,命其务必振兴在皖军务,阻止太平军北上。
而此时曾国藩正在湖南编练湘军,得知江中源升任巡抚,便写信给江推荐李鸿章“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战之事,可携之同往”
同时写信给李鸿章,告知于编练湘军之心得和带兵之要领,并让李与江合兵一处,待来年与曾夹攻太平军。
此时,李鸿章已走投无路;便召集从舒城溃退的兵勇500余人,助江中源协守庐州。江命其驻扎在城外30里的岗子集,以之为呼应。
12月12日,(与西安事变同一日)胡以晃挥军攻向庐州城,咸丰帝急命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向荣派遣和春率兵北上解围,并急令已被革职陕甘总督舒兴阿驰援庐州。
无奈,清军战力甚弱,援军遥见太平军,不战而退;14日庐州被破,江中源效仿吕贤基投水自尽。李鸿章领残兵游勇退入乡下。
几任巡抚,尽皆战死;朝野之振动可想而知,一时间,安徽巡抚成为了定时炸弹,朝中大臣人人躲避有恐不及。
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任命漕运总督富济为巡抚。
富济曾任丁末进士科副主考,算是李鸿章的座师。李鸿章即率领残兵投入其门下。
同年2月,其父李文安亦奉旨回乡帮办团练,受富济节制。
李氏父子,皆进士出身,在乡里颇有声望;经多方招抚,所率团练日渐壮大。
最为重要的是,民间自办之团练最为强悍的三股势力,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及周胜波、周盛传兄弟皆投入其麾下;构成了日后淮军兴起的主干力量。
直至此时,鸿章才稍感安心,松了一口气。
在写给李氏兄弟和郭嵩焘的信中说道:自来皖后,多处鏖战,胜少负多,吕公及江大人尽皆殉国;愚兄时时心惊肉跳,无一日可安睡;至家父前来,方觉心中稍安。以此相鉴,事前劝弟守京静观事宜之计,甚为明智。若同来则陷贤弟于刀兵之难也。
此刻,远在北京的李氏兄弟已得知了清军在安徽的情形。收信后,便前往郭嵩焘处商议。
三人在言谈中提起吕贤基,不禁大为叹息。
“吕公年老之体为国力战,不屈自尽,实乃令人敬佩;我辈实乃惭愧”李元方不禁肃然起敬。
“日前听少荃言道,朝廷准奏之时,吕大人即知此行凶险,在家中拜别高堂时,便痛哭不起,言为国尽忠,难尽孝矣。”郭嵩焘也是一脸的忧郁。
“看来,少荃兄在军中也是颇为辛苦,辗转难安呀,当时李兄所滤之事果然应验,可谓先知先觉”,经方内心满是佩服,“若日前我等鲁莽前往,不但无以施展,反为累赘也”
“富济是少荃之座师,深知其才,对其必为器重;鸿章在其帐下必可一展身手;不过,富济恐非力挽狂澜之人,难当大任,安徽之颓势恐难挽回”
郭嵩焘此言一出,三个人都沉默了。
面对如此危局,三个书生,一腔热血,竟不知散向何方是正途,只有用沉默来表达这种复杂的感受了,
“堂堂大清,竟未有人可当此任,以解朝廷之为难,救民于水火乎?!!”李经方还是极为愤慨。
“不知,曾大人在湘所办之团练可否顺利”,李元方突然想起了曾国藩。
“我师在湘编练新军,精练乡勇,大有所成;然平逆之事远非一日之功;尚需时日,方可见于分晓”,郭嵩焘顿了一下,用很坚定的语气道:“倘有解此危局者必曾公也”。
稍后,三人议定由李氏兄弟写信给李鸿章以表关切之意;由郭嵩焘修书于曾国藩询问前方详情。
三人举杯痛饮,大有将忧国忧民、壮志难酬之意一饮而尽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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