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也有几次简短的电报来，还通过黄琪翔和其他的人，表示了他一定要请我回去，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甚至于这样说：要等我回去，三厅才开始组织。假如我不回去，三厅就尽它虚悬在那儿。
黄琪翔在传达这些意见之外，不断地来过好几次信，他的措词有时候严烈到这样：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容恕你的！
但是，一切的工作果能有推动的希望吗？南京、上海的情形可不必说了，广州、武汉的情形也可不必说了，眼前的长沙又是怎样呢？一切不都是同样地包而不办，办而无法，而且还在粉饰太平吗？
那时的湖南主席是张治中，和平教会的晏阳初正揽得火热。他们要办什么乡村教育，设什么模范县。我自己实在叨光得很，有一晚是在主席官邸的夜宴上同席，就由于张的介绍，才第一次和我们贵同乡见面。想不到那位寡白得有点像尼姑的“川老鼠”，他竟有那样大的抱负：他能改良农村，使湖南的老百姓们都穿上皮鞋！
可惜日本人也太爱开玩笑，时而也要开几架飞机来空袭空袭这个太平盛世的桃源。最初一次（大概是二月十号）炸了长沙车站，等飞机跑了，房子烧了，然后才放出警报。
自从有了这一次的“马后屁”之后，长沙也就开始“积极防空”起来了。每条街上在街边隔不十来家铺面便建立一座“防空室”。那是用木板建筑的，可有一人高，在顶上堆一层沙袋。这样就说是在“防空”了。长沙的市民倒给了这些新建筑一个很合理的利用——临时茅房。
还有更悲惨的悲剧逼到眼前来了！
《抗战日报》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尽管靠着寿昌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那儿苦撑，然而事实上是在干着“无米之炊”。白报纸成问题，印刷费成问题，就是同仁们的伙食费都是七拼八凑地勉强敷衍的，薪水更是说不上了。津贴请不到，管制却不请自来。为了团结，大家都得忍气吞声。
悲剧的最**是出现在我到长沙后的一星期左右。一位报馆同事的家里就因为生活困难，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
这是谁的罪呢？热诚爱国的文化人不仅被逼得贫病交迫，更甚而家破人亡，这到底是谁的罪呢？
罪犯们都有一双血手，但在这双血手上时时又带上一双白手套。谁能够安心地去和他们握手？
我的心境，是放在一个不平衡的天平上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控制着它，使它不动荡，不再动荡。
五、使酒骂座
寿昌的耐性，我实在是佩服。他的处境应该比我艰难得多，却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鼓舞我，安慰我。
他号召过长沙文化界为我召集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欢迎会，又时而动员朋友请我吃饭，请我讲演，请我写字，更时而陪我去听湘戏，进咖啡馆，游岳麓山。我凭吊过黄兴墓、蔡锷墓，也凭吊过屈子庙、贾太傅（谊）祠，都是他自去或请朋友做向导，陪同我去的。
有一次，他拉我去拜访过胡萍的家。那实在是可怜的家！家在贫民窟里，内部也很不整洁。明星在生病，明星的老母亲也在生病，只有一位七八岁的小弟弟招待着我们。这也应该算得是一个悲剧吧？
报馆的楼下就有一座咖啡店，每到夜间，大家的紧**作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便到那儿去，喝一杯咖啡或一两杯酒。有时候是合伙，有时候是我请他们。听说，胡萍就是那座咖啡店的女招待出身，因此那儿的女招待员们似乎都有些自负：仿佛每一位的将来都有成为电影明星的希望。
寿昌是这儿的北辰，只要他一进门，真真是“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女招待们都要来簇拥着他，把希望的眼光投注在他身上。
那儿有卤鸡翅膀，寿昌顶爱吃，去一次总要吃它十好几只，但我自己却照常喜欢吃我的凉薯。
有一次，就在那咖啡店的门口，我又买了两毛钱的凉薯，准备分给大家吃，之后，再带些回留芳岭去。平常买两毛钱凉薯，分量是很多的，但这一次却少得可怜了。我便向那卖凉薯的老人质问：
“为什么今天两毛钱的凉薯这么少呢？”
那老人很闲泰地补足分量，笑着说：“我是怕你拿不动呢。”
惹得站在一旁的寿昌大笑起来，他以后还把这件小插话，作为幽默的材料，告诉过很多的人。
寿昌这样鼓励我，安慰我，实在是费尽了很大的苦心，但我却万分不应该，我有一次很对不住他，也对不住很多朋友。
那是一天星期的晚上，我托寿昌在一位朋友家里备了两桌便饭，准备大家痛快一下。朋友们买了好几瓶虎骨酒。我自己是容易冲动的人，一时控制不住，便对两大圆桌的友人，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
虎骨酒，看起来，吃起来，都有点像五加皮。是不是真正有老虎的骨灰在里面，老虎的骨灰究竟有怎样的作用，我不知道。但那酒着实很厉害，把两个席面敬完了之后，我醉了。接着我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批评起来，而且由批评而斥责，愈来愈猛，终竟完全失掉了知觉。
第二天清早醒来，发觉自己是睡在报馆的西首房里，三爷和海男在照拂着我。我问到晚上的情形，他们开始不肯说，但到后来还是三爷告诉了我。
他说我骂了一切的人，指着男的骂为男政客，指着女的骂为女政客。骂大家都在玩花头，一点也不落地生根，眼睛只看上层，不看下层。他又说，我也骂了自己，打了自己三下重实的耳光，连连骂自己是政客，政客，混账的政客！
三爷和海男都隐隐在得意，他们说：我们倒很好，并没有挨骂。
六、入地狱
立群留在武汉，差不多三天两头地总有一封信来，或直接，或间接地，通知我一些消息。起初她本来进行着去北边读书的事情，后来又被朋友们把她留着，不叫她走了。隔了十天左右的来信说：不久她也要到长沙来。我正期待着，但接着的第二封信，却又说不能来了，还要缓几天。每次的来信，差不多都要提到大家的意思，要我无论怎样不要太性急地离开长沙南下。
我离开了立群，是精神上另一种意义的苦闷。她能快来，我自然很乐意；慢来，我也只好耐性地等了。
二月，转瞬已是二十六号，我离开武汉已经二十天了。这一天的上午，我从留芳岭的寓所走出，在大路边，正想雇一部洋车，坐进城去找寿昌，忽然看见寿昌坐在一部洋车上迎面而来。寿昌一看见我，顿足停车，向着我喊：武汉的朋友来了！
寿昌跳下了车，我才发现被他挡着的后一部车上坐着立群。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
一同折回到寓所。立群带来了很多信，有周公的，还有其他的人的。
立群从口头告诉了我：陈诚对周公有了明白的表示，要我立刻回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又说：副厅长的人选也不成问题了，那位刘健群惹出了什么桃红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
立群没有表示她自己的意见，但我看她把我留在武汉的行李一件也没有带来，毫无疑问，她也是赞成我赶快回去的。
我迟疑着也没有立即表示意见。
寿昌在一旁催促：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
“那么，你是愿意入地狱了？”
“当然，不会让你一个人受罪！”
“好吧，”我决了心这样回答，“我们就去受罪吧。不过，我的问题很简单，说走随时都可以走。你呢？现在就要看你了。”
寿昌大笑起来，掉头对着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
立群又涨红了一次脸，又把头埋下去了。
商量的结果，寿昌要求给他一两天的余裕，让他把《抗战日报》交代清楚，并且还准备邀一两位朋友同去。就这样我们便决定乘二十八号的早车，一道去武汉。
当天晚上寿昌又邀约了好些人去吃一次李合盛。立群却和我一样，也爱吃湖南的地瓜。她是生在北京，在上海待了几年的人，地瓜不仅没有吃过，并且没有见过。立群说：这真是平民化的食品，外皮像番薯而能够自由用手剥，内容真像地梨。
第二天的天气很好，我同立群两人过江，尽兴地游了一次岳麓山。住了二十天，我居然成了一个老长沙了。贾谊在这儿偏要哭，怕还是想做官的心太切了吧。我要走了，倒觉得长沙很值得留恋：这儿仿佛是一个乐园呢。
乘上二十八号的早车。同行的是寿昌、三爷、张曙。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车站上送行。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火车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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