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这一天适逢是星期一，在怡和街召开了一次最后的招待会。我和愈之都去参加了。这一次到的外国记者特别多，他们是以送葬的意义来参加的。因为他们都没有逃走的必要，只消安安稳稳地睡他一晚上，便要看到“改朝换代”的压轴戏了。
平常在这会上，主要是由军令部的人来报告军事消息，但在这一天却根本没有人来。军事消息事实上也无须乎再报告了。大家都是知道的：敌人在北战场占领了信阳、黄岗，先头部队逼近了黄陂；在南战场占领了阳新、大冶，正向咸宁挺进；武汉已经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下了。一点也没有问题，今天的“青天白日”明天便要换成“清早的太阳”。
吴国桢是当时的汉口市长，自然轮到他来替武汉三镇发丧。照例是那一套骗人的话：
——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我们的最高的战略是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在保卫大武汉的长期战中，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做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的建设。我们现在要转移阵地了。我们放弃城市，转移到四周作战，正是依从了我们最高的战略，争取了主动的地位。我们是坚持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争的时间愈延长愈于我们有利；战场的面积愈扩大愈于我们有利。委员长早就说过“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之乡村与民心”，最近又有明白表示：“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我们是坚决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
这就是所谓抗战八股，他说的和我说的，完全是一模一样。但外国记者们却不大满意这一套，而另外提出了一些问题。
他们问到广州沦陷了，失掉了一个主要的国际交通路线，是不是会影响抗战？
他们问到朱总司令为何来武汉？来了为何又去了？
他们问到武汉撤守，炸毁敌产的预定计划是不是要实施？
前二个问题是照着八股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吐露了一个大受欢迎的消息。吴国桢很郑重地说，自然是用英文说的：经过几次的磋商，最高当局在今天上午已经决定，尊重国际友人的意见，为保全市面的安宁，汉口市的敌产，不施行炸毁了。
外国记者们不期然地欢呼了起来，接着是一阵热烈的鼓掌。
这真是出乎意外！要炸毁敌产，有些外国的外交官在出面干涉，我是知道的。结果我们必然会屈服，我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洋记者们听到这个消息而那样欢迎，我却根本没有料到。是意识到帝国主义的胜利吗？但至少失掉了看火烧罗马时的奈罗皇帝的快乐吧？
招待会完结了，记者们也先后散了。吴国桢走到那个大保险箱旁边，细细地端详起来。董显光非常高兴地走去向着他道谢并道喜：“今天成绩满好，大成功！大成功！全仰仗你这位大市长！”
吴国桢也很得意地谦逊着：“这要感谢老头子，不然我们今天不会使得他们满足的。”忽然话头一转指着了保险箱：这个“塞胡特”（英文Safety，就是保险箱）打开了吗？
——“哪里，简直没有办法！”董显光摊着两只手表明真是没有办法的那样说，但突然意识到我们还在面前，似乎有点不大自然地又和我们拉起手来：“羡慕得很呢，你们今晚上就上船了吗？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老头子还不走啦！啊，再见，再见！古德拜（英文Good-bye）！法惠尔（英文Fa
ewell）！……亚丢（英文Adieu）！……”
五、朝鲜义勇队
从国宣处出来之后，愈之因为还有别的事情和我分了手。我们约好了回头在鄱阳街聚齐，只等天黑，便一同上船。我趁着有这一段空闲时间，便坐着小汽车在汉口市上巡视了一趟。
特区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法租界已经戒严了，不能进去。绕道驶向日本租界。沿途所经过的所谓华界的市面是很凄凉的，差不多家家都关门闭户，只剩下一些饮食店还在半开门。车子绝了迹，但奇怪的是有好些黄包车被抛弃在街头，没有人照料。这光景使我闷了一下，我开始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但略一回想，也就立地了然了。这是有人在拉夫，把一些黄包车夫，不是拉走了，便是骇跑了。这样一领悟使我立地联想到“七七”献金时，很多黄包车夫和码头工人们热烈献金的盛况。才仅仅三个半月啦，保卫大武汉的成绩就是这样了！
日本租界更仿佛是一片墓地，这里原本预定炸毁，居民都老早搬空了。但惹人注目的是在街道的墙壁上，或在马路的正中，用沥青粗大地写着日本文的标语：“兵士在前方流血，财阀在后方享乐”，或“兵士的血和生命，将军的金G勋章”。这些还是我昨天拟好的文句，而今天已经爬上了墙壁，爬上了水塔，横陈在马路的当中了。
这是应该向朝鲜义勇队的朋友们致谢的。他们在这快要撤守的前几天被动员了起来，担任了这项工作。根据三厅所颁发的《对敌标语口号集》和临时由我所拟具的若干条，尽可能地在汉口市上涂写。就靠着这些朋友们的认真工作，就我所亲自见到的，他们的的确确是把汉口全市造成了一座精神堡垒了。
这话倒并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故意地夸夸其谈，而是有着事实的根据的。后来我们根据俘虏的口供，得以知道敌人在占领武汉后，特为这些标语大伤脑筋。他们整整花了三天工夫来洗刷那些标语！但写在街头的尽管洗得干净，印进脑子里的未必便洗得干净。
我的车子在经过后城马路的时候，写标语的人还在继续着工作。他们三五成群地有的扛着沥青或油漆，有的扛着梯子，勤勤恳恳地在那儿争取时间——工作。
我得承认，这是我最受感动的一幕，然而也是我最感惭愧的一幕。那些都是朝鲜义勇队的朋友，明明白白地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里面。我们中国应该是有不少懂日本文的人才的，留学过日本的学生，起码总怕有好几十万吧？然而在这武汉临危的时候，替我们写对敌标语的，却只有这些朝鲜的朋友们！
朝鲜义勇队的组织，在初是属于政治部第二厅，归康泽管辖的。在武汉要撤守的时候，暂时又拨归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去了。但我们是可以间接指挥的。组织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在思想上可能相当复杂。这是朝鲜朋友们的通病，他们的小党派很多，平常总是很不容易统一。但他们是膺受着亡国的惨痛的，流亡到中国来从事抗日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心理上，与其说为了帮忙我们，倒毋宁是克尽他们的天职，因此，一般的说来，他们的爱国情绪，比起我们受足了买办教育熏陶的中国人，实在是要高超得不知道多少倍。因此，参加这义勇队的朋友们，尽管受着康泽、贺衷寒的控制，而在爱国行动的表现上是脱离了一切的羁绊的。
在汉口市巡视了一会儿之后，回到鄱阳街，愈之先坐在那儿等着了。周公因为事情忙，关照过吃饭时不要等他。我同愈之便草率地吃了最后一顿晚餐。饭后再到三井洋行去，总务厅的人们已经在搬动行李，准备上船了。
我们想找贺衷寒，向他告别，但找他不着。他往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在七点钟的时候，周公却赶了来，和大家握了手。
我们于是便赶向码头，开始了不宜见天日的逃亡之路。
六、报应昭彰
上了船，坐的自然是头等。大餐间里的辉煌的电灯和布置，使得我有点炫目。在把房间看好了之后，我仍然走到舱外来，在甲板上站着，向空漠中瞭望。
天空是一片墨黑，武汉三镇鸦雀无声，长江在混茫中吐着冷气。这就是武汉三镇将临末日的景象。感触是有点茫然的。——在这儿不知不觉地便待了八九个月，忙也忙过一些时，但却忙了个什么来呢？不完全是一片空洞吗？
想起了朱总司令临走时的气概和他所给我的诗。他是那样坚毅地回到前线去了。他是有把握的，而且能有把握。他能够“支持华北抗战”，也一定能够“收复中原”。但是，我们呢？我自己呢？能有把握吗？能“去支持南天”吗？在不自由的天地里谁能够保定：我们不又是由空洞走向空洞？
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的面前，使我不能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
茫然了一会儿，又回到舱里去，索性蒙着头睡了。
船本是预定在九十点钟开的，为了要等待一些要人，一直等到了清早四点钟，要人们却一个也没有来。自然是害怕水上的危险，而改走了旱路了。这倒也值得感谢，使我对着那垂危的都市又多陪了一夜。
到了四点钟毕竟开船了，天还没有亮。在汉口的东北角上已经隐隐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了。
船走得很慢，在本身的载重之外还拖了一个很大的拖驳。天大亮的时候到了簰洲——在地图上长江在大转弯的那个地方。我又站在甲板上瞭望。东北角的天际遥遥地冒起了浓重的烟峰。那一定是大武汉的一部分在被焚烧了。
淋漓的血景又在眼前展开着，然而是更遥远而模糊了。
坐在船上认真说倒顶舒服，尤其坐沙龙的人天天顿顿都是西餐，应时还有茶点，那简直是如登天堂了。我和愈之在船上要算是最高级的人，市**有一位会计科长，算占第三位。要人们都没有来，因此我和愈之也就成为了船上的大总统和副总统了。说句老实话，自有生以来，实在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安富尊荣。不仅本部的总务厅要把我们奉为上司，就是别的机关的人们见到我们也好像毕恭毕敬，俨然下属。
船既走得慢，因为拖着庞大的拖驳，害怕搁浅，晚上不敢行驶。因此，不仅白天过得很安稳，在晚上睡觉是尤其安稳了。
难道就没有敌机来空袭吗？有是有的，每天白天都有一二架凌空而来，盘旋而去，但却不肯投弹。这是因为船上插着英国旗吧。再则日本人的情报异常灵敏，他一定早已知道要人们都不敢坐船，而剩下来坐船的人是值不得一炸的了。
但总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吧？比如每天不能看报，得不到任何消息，总是烦闷的吧？——多谢操心，这样的缺憾却一点也没有。那位市**的会计科长带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机，据说是公物。我们把它摆在大餐间里面，随时开收，全世界的消息都是可以收听到的。
时节是季秋，正是天高气爽的时候，而又连日快晴。两岸的风物都历历如画，连新升隆号和其他炸毁了的船只还抛弃在沿岸，我们都可以看见。何曾有丝毫的危险呢？连自己都有点难乎为情了，在国难期中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汉口是一天一天地远了。平常由汉口到沙市是只要两天的，但我们的船却费了四天四夜。船上既少运动而又吃得太好，假使长久地这样过活下去，谁还能想到抗战呢？生活太好的人不想抗战，谁能怪得他们？
然而，对于我们，这一对暴发的大总统和副总统，昭彰的报应出现了。船上既少运动，而又吃得太好，吃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到达沙市的时候，不期然地，都把肚子——吃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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